70后为党建言,我不叫“自干五”!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1-09-14 15:19:32

文| 张知依 编辑| 尚晓岚

70后,正在步入社会中坚的行列,在舆论场中却总是给人以沉默的印象。这一代人,总体而言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对历史变迁和社会现实也有不同的看法,《大道之行》的五位作者,就代表了其中某一类强劲的声音。

不同学科、术业有专攻的青年学者,为什么会集体创作一本直面“中国问题”的政治读物?他们与前辈或更年轻的后来者有何不同?他们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铿锵之声?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里,给人贴上“左中右”的标签难免轻率,而理解一代人的成长背景和集体记忆,自我期许与时代使命,则重要得多。

 
 
 
 
 
 
 
 


不久前,一场名为“社会主义有点潮”的读书会在清华大学举办,围绕《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一书展开。这是该书自2015年2月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为数不多的公开讨论。然而一年多时间,它已悄无声息地印刷了26次,发行31万册,在基层党员、公务员和青年学生中默默发酵,在学术界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北京大学潘维教授在序言中称,这本书“分析了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得失,不仅旗帜鲜明地支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而且诚挚地指出在新技术的时代如何改善党的建设和如何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大道之行》由鄢一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白钢(复旦大学中文系)、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何建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集体讨论,分头撰写各个章节。五位青年学者,有四位是党员。其中四人是75后,另一人1981年出生,都是名校毕业,博士学位,曾赴欧美或香港留学、做研究,分属不同的学科,然而他们有共同的关切,并希望“借此书与8000万党员完成一次对话”。

“社会主义有点潮”读书会,有三位作者来到现场,两百多位读者的阵势吓到了他们。“本来以为是学术角度的小型研讨。”何建宇说。当天台下就座的,大部分是“长安街读书会”的成员,这个团体有近千人,主要来自长安街附近中直机关及各部委的中青年干部,他们的初衷是:“继承总理遗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大道之行》在理工科学生中的反响比文科生更好,并入选中央党校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2015年春季热销书推荐榜,也入围了‘2015中国好书’的评选。”该书策划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王海龙说。他告诉青阅读记者,编辑对书稿内容没有作大的删改,只是做了文字上的编辑加工。“书中既肯定成就,也直面问题,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思路。作者们坚守了自己的学术独立性。”

《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作者: 鄢一龙 / 白钢 / 章永乐 / 欧树军 / 何建宇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出版年: 2015-2-1


让我们走近发起这场对话的青年学者。他们有不凡的学历背景,在变革的时代,旗帜鲜明地为中华之崛起而发声。

思想历程:胸怀天下,不土不洋

 
 
 
 
 
 
 
 


时光倒回1990年代初,何建宇和鄢一龙还在中学读书。何建宇遇到一位优秀的政治老师,“那时候大家都有一种胸怀天下的感觉,政治课就是能够让你思考一些国家大事的场合,老师带着我们探讨国家的前途和发展的可能性。”而鄢一龙邂逅了当时的毛泽东热,“我开始读毛选,也读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文章,对我影响很大的是毛泽东的传记和毛主席诗词。毛泽东的语言有气势,有中国气派,生动活泼,通俗易懂。而毛泽东传记里那种天下为怀、舍我其谁的情怀,很深刻地影响了我。”此时距他们相识,还有很长时间。不过,两人有一些共同的阅读经验。

1993年,何建宇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有关政治的交流转移到课外,“身处社会主义改革阶段,大家会有困惑,也会提出自己的问题,课堂之外的学生团体包括班级的党课小组里讨论得很热烈。”何建宇回忆说,当时党课小组的组长“特别喜欢读理论,也鼓动着我们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如果要讨论问题,这些都没读过也丢人啊,我们就跟着他一起读。”出于自己的兴趣,保送研究生那年,何建宇选了二十一世纪发展研究院,转向公共政策研究。

“大学毕业之后,我工作过一段时间。”鄢一龙说,这段时间对他理解社会主义有极深刻的影响,“我在环保部门工作,开始阅读社会这部大书。有些东西,比如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与百姓的关系,宏观政策如何具体落实等等,这些问题的运作方式和书本上不同。”这也促使鄢一龙重新思考“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的重要法宝,它刚被提出来的时候,党是在群众之中,是群众的先锋队,后来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员成了科层制里的官员,跟群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从鱼水关系变成了舟水关系,执政条件下的群众路线怎么走,需要深入的探讨。”鄢一龙说,指引他重新思考的,还是毛泽东文章,“从毛选中依然能获得灵感,要让党的基层组织、群团组织,重新回到群众中去,更多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组织群众、代表群众的功能。”后来,鄢一龙考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读研究生,主要做国情方面的研究,厘清思路的过程中,很多前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希望能够系统地总结中国道路与中国制度模式,尝试形成中国话语,中国这几十年来的伟大成就,当然有其制度力量的作用。在研究的过程中,很多前辈,譬如我的博士生导师胡鞍钢和博士后合作导师王绍光先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学无常师,多多益善,前辈与同辈学人都从不同角度对我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学派’的学术讨论推动着我沿着这一学术道路前进。”

2001年,何建宇赴香港中文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当时距香港回归不过4年,身处大陆与西方的中间地带,这段求学经历为他今后的研究埋下重要的伏笔。“在香港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社会科学的系统训练,更重要的是让我了解西方人怎么看待中国。”他说,当时在香港有一大批大陆留学生,“我们身上有一点‘不土不洋’的优势,可以换一个角度看中国,也可以看到西方对中国认识的局限。”

2010年,鄢一龙抵达香港中文大学,在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从事博士后研究,他说,香港让他切身感受到资本主义下的贫富差距,“在资本高度集中的地方,贫富差距极其明显。”他观察到,香港有繁华如中环的地方,也有贫民窟聚集的深水埗,“反过来看大陆,政治的适度集中恰恰为制衡与驾驭资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力量,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

集体记忆:卸下包袱,面对变革

 
 
 
 
 
 
 
 


两位受访人言及自己的成长背景,都谈到了70后的集体记忆。

“我们五个小伙伴,我和一龙是最大的两位。我们出生的时候,‘文革’基本结束了,所以我们身上没有太多历史负担。但成长的过程,也的确都经历过困顿。”何建宇说。他们的童年有粮票、肉票,也有饿肚子的记忆,“更重要的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整个体制和观念急速转变,我们亲历中国的迅速增长。”何建宇说,“回头看,我们不会简单地认为过去30年的改革没有问题,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决策是完美的。国企改革,造成下岗工人的数量可能超过某些国家的总人口,那时候的危险我们都提心吊胆。但是之所以经济和社会没有发生一些国内外观察家所预测的崩溃,我们认为这背后的经验值得总结和提炼。”这一批学者可以相对超脱地看待中国的历史问题,“我觉得,只要积极地、乐观地去分析看待中国如何凝聚力量、克服困难,是很有意义的。”

鄢一龙说,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是一种幸运。“从物质匮乏到物质相对丰富,我们经历了中国从相对弱小、高度自卑到今天在全球中日益自信的过程。”具体到个人命运,他觉得,社会的开放和允许流动,给个体带来可能,“我们五位作者大部分出身于农村或者县城,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让我们可以依靠个人奋斗改变命运。”

在舆论场中默默无声的70后,大约真是“幸运”的一代,如今他们正在各个领域步入社会中坚的行列。“较之前辈,我们可能不会简单地延续老的方法,也不会直接效法西方发达国家。”何建宇说,90年代他上大学时的流行观念,是西方国家的绝大多数经验都值得学习。“实际上,很多东西不能简单地复制。”

《大道之行》的五位作者中,有四位是党员。1993年,何建宇上大一,他入党了, 18岁的他心情激动,写了长达18页的入党申请。“作为理工科的学生,不擅长写东西,写了一个星期,反思自己之前的思想历程。”他说,那时候入党的动机很单纯,“就是想要积极向上。”

鄢一龙则是在进入清华读研的时候入党的,“实际上之前也提交过申请,但加入共产党是在进入清华之后。”他说自己的选择与国家地位的提升紧密相连,“本世纪我们亲历的最大事件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党在其中起到核心领导作用。我想能亲身参与其中的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史使命:中国话语,立场鲜明

 
 
 
 
 
 
 
 


从微博到微信,新媒体带来的言论浪潮催生了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身份标签,“公知”、“五毛”,还有“自干五”——“自带干粮的五毛”。《光明日报》曾刊出评论文章称,“‘自干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践行者”,而在知乎社区里,“怎么看待自干五”这个话题下的回复则各式各样。那么《大道之行》的作者们会不会担心被唤作“自干五”?

“我不担心。”在何建宇看来,称呼是次要的,“你觉得对的、理性的东西,如果不说出来,是很糟糕的。单纯的情绪表达是不够的,我们希望用理性的声音解释背后的逻辑。”但他也说,“尽量不要贴这个标签。我们五个作者有一个共识,我们不愿意成为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愿被简化成标签式的角色,这样就很难形成真正深入的学术研究,完整的学术立场和思想表达就会被各种各样的声音裹挟了。”

两位70后学者明白,和身负的历史使命相比,厘清自己和网络语汇的区隔简直是不重要的事情。鄢一龙屡次谈到,讲中国话语和中国故事,是他作为新一代学人的责任。“中国要从思想解放走向思想建设。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意义在于学习和引进西方,同时也在反思与批判西方,都是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中心的思考方式,现在需要超越这个阶段,转向中国的思想建设,就是以中国的实践为中心,形成属于中国的知识体系,这是我们这一代的学者最重大的使命。”在鄢一龙看来,谈争夺话语权之前,需要先把话语体系建构起来,“三个自信的前提是三个自觉,需要让中国的实践说出自己的话语,而不是用借来的话诉说自己,从而陷入话语陷阱,这才是根本的自主权,当然这不是排外,要形成和国际能够对话的话语体系。”

《大道之行》已经出了韩文版,韩国学者在序言中说:“《大道之行》摈弃了‘以特殊性对抗普遍性’的常见路径,主张‘中国道路’不仅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也要在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层面,为建设更美好的人类社会而探索。”以中国经验回答世界性的问题,这让何建宇受到了激励。“我们没有避讳谈中国的问题,也抛出来一些不成熟的解决方案,让大家批评。我们希望它可以形成一个理解中国的方式,当然,这也是我们以后一直要努力的方向——我们书写中国面对的挑战的经验甚至教训,反思哪些是对的,哪些是应该扔掉的,这是我们面对中国的责任;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总结中国如何学习西方,如何创造出西方还没有想到的方法,也是中国学者对世界的责任。”

面向后辈:调整思路,授业解惑

 
 
 
 
 
 
 
 


《大道之行》的作者都是大学教师,要面对一代代更年轻的面孔,传播他们的理念。然而,讲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想要接上时代的地气,吸引学生,却不是那么简单。思想政治课,作为一门必修课,一般会安排在大一、大二,而很多学生就是去签到,然后老师讲自己的,学生干自己的。

高中政治课遇见一位好老师,深深影响了何建宇,但是他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回到母校清华,入职马克思主义学院,讲授思想政治课。清华的评师网上,对何建宇讲的“邓小平理论概论”,有学生评说:“老师很有个性,人也很好,上老师的课感觉能学到东西。”还有,“他是大学中少有的老师。”

“过奖了。”何建宇说,他说自己的课之所以受一些学生欢迎,大概是因为他也曾是一名理工科学生,在大学的课堂里对思政课没什么兴趣。他明白,讲课得寻找新的方法。“根据我的体验,对于理工科学生,重点是要把他们对政治的兴趣和现实的问题联系起来。而不能只让他们读文本,不管是教材,还是马克思主义原著,对于他们来说,还是太难了。”

何建宇深知理工科学生的思维特点,在课堂上,他注重用数据说话、用事实说话、用论证说话。对于很多理论和现实问题,“一定程度上,我们党用自己的话语体系进行了很好的抽象概括,背后是有现实支撑的。但以前在理论宣传、教材写作的过程中,论证的过程并没有展开,社会科学参与得比较少,显得很抽象,甚至逻辑上容易跳跃。其实,只需要细看一些数据,恰恰可以验证它。”他举例说,讲收入差距,他把基尼系数的推演方法告诉学生,并且指出这样测算存在的问题,藉此分析中国当下的情况,以及政府在缩小收入差距时所做的努力。他猜想,这大概就是清华学生喜欢上他的课的原因。“如果是去文科生居多的北大,学生估计会觉得很无聊,然后把我轰下去。”

鄢一龙的课,与中国国情与发展有关。他在另一个维度调整教学思路——实事求是。在基层工作过的经验,让他明白,“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他要让学生直面中国的“真问题”。“学生们很多的研究都是在做假问题,很多都是削足适履式的研究,他们心里有一个理论,然后提出一个假说,用一个很漂亮的模型,堆上大量的数据,表面上推演的结果证明了一些问题。”他觉得考量中国现实问题,未必要按照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因果,或者套用西方的模型,“西方社会学科已经高度成熟,他们的研究已经进入高度形式化、碎片化和细节化的阶段,比如大量开展社区投票问题的研究。但中国还有大量的激动人心的大问题留待学者去解答。所以我认为很多真实的中国经验,应该先被描述出来,也就是把中国经验学术化。”

强调中国的主体性,不再盲目地倒向西方,大约是70后学人的某种共识,《大道之行》的五位作者更是立场鲜明。鄢一龙在他撰写的该书“绪言”中说:“我们与其依旧拾人牙慧以示开明与识时务,不如高举人民民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大旗,以引领21世纪人类政治经济变迁之大潮。”

“大道”就在脚下。行路虽难,却终须迈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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