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苦难的陈述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1-09-14 12:21:51

我陪一个朋友,跟别人吃过许多次饭。每一次,我是说,每一次,他都会申述这一段:

“我小时候,在某某乡村长大,家里很苦啊(此处描述里,加一些细节,感官印象鲜明,让人听了吃不下饭);后来还生了什么什么病,平时不发作,发作起来要人性命;后来工作了也不容易(此处加一些惨淡的故事,对痛楚的描写格外逼真,让人听了,心情格外抑郁)……现在呢,终于闯出来啦!”

 

——每次听这朋友诉完苦,没那么多苦可诉的朋友们都深感过意不去,纷纷安慰,而诉苦的那位朋友就满脸泰然状,一副“都熬过来了”的半自豪状。仿佛孙权数周泰身上的疤痕,每道疤痕让他饮一杯酒。这些苦难成了他的勋章,于是大家便竖起耳朵,听他情不自禁的念叨:

“我是看透了,人生啊,就是得如何如何(此处添加一些用口语描述的成功学秘诀)……”大家都停箸不食——一方面是吃不下了,一方面大概也觉得,人家在说苦难,自己一股劲吃东西,也确实不恭。哪怕有些人之前已经听过,也被迫在这苦难历程之前收心慑神,安静聆听。

 

 

这样的做法,并不太难理解。中国古来文化里,很是推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而这种逻辑其实有个微妙的反推,即,“接受过苦难的人,比一般人,更接近天将降大任的那位爷”。所以,一个人对苦难的炫耀和渲染,其实是这种潜台词:

“别看我们现在差不多,但我起点比你们低得多;我经历过那么多苦难=付出的努力比你们多得多=心志也更坚毅=见识也更宽广=对人生的体悟也更深,你们应该尊重我,就像低难度游戏玩家对高难度游戏玩家顶礼膜拜一样。我炫耀渲染的苦难越多,我游戏的难度就越大!”对弱者的尊重,在这个时代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所以苦难越多,在这个时代越有发言权——这也是许多选秀节目到后来,总得去比惨的根由。或者可以这么说:

当“炫耀苦难”在一个时代吃得开时,至少说明一点:这个时代的大众共识,是比较倾向于保护弱者的——这算文明的开端。

 

但是“炫耀苦难”,另有一种不大妙的倾向。因为大多数炫耀苦难者,到后来都难免落入这样一种叙事语境:我生于丛莽,是从苦难里摸爬滚打出来的;所以我被迫信赖丛林法则,因为我过早经历了弱肉强食的世界……这东西如今,简直成了美国电影的俗套:一切有反社会人格的家伙,小时候一定吃苦受难,哪怕经济上宽裕,精神上也会倍受打击,所以总有借口。如是,少年的苦难,可以解释许多后来的行为,让大家觉得:虽然不合理,却也情有可原,说不定还对反派心怀悲悯……

但这种心结,一旦发展成对功利行为的解释,比如“别看我做这些看去不厚道,我是苦出身”,就成了一种矫枉过正,于是苦难本身,就成了挡箭牌。仿佛受了苦难,人就有豁免权,可以不受道德指责似的。如果依此考虑,则大多数炫耀苦难的人,因为其最后总能获得某种程度的报偿和豁免权,于是其炫耀行为本身,似乎也带有恶意了?

 

但是,如果,再想深一点呢?

 

司马迁著名的《报任安书》里,列举了一大堆例子,比如周文王被幽禁,于是演了《周易》;孔子受厄,作了《春秋》,屈原放逐,赋了《离骚》;左丘明瞎了、孙膑坏了脚、韩非死在监狱里,才有作品传世。他的结论是,“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简单说吧,一个人要倒了霉,想发泄,才有东西可写。

但这其实是个伪命题,是司马迁的自我安慰:要不然,古往今来那么多受了宫刑的,为什么只有他一人写了《史记》呢?但你可以理解他,以及大多数苦难者的心路历程:

因为经历苦难,他们失去了许多东西,他们对此愤懑不平,而且时常会向命运叩问“为什么会是我”;人的心理卫护机制,让他们倾向于从缺失中寻觅回报,他们必须说服自己:苦难是有价值的;他们反复陈述,也是希望周围多给出鼓励;他们其实知道苦难本身是坏的,但如果相信自己天生倒霉而毫无收益,就会让自己崩溃;所以必须不断的吸取赞许,来说服自己:苦难也是有价值的。而从周围汲取各类资源,其实也都是这种自我说服的一部分。

 

就像我一个远房叔叔,远房到不是过年就聚不到一起那种,四十年前倒了些霉,后来一直会反复陈述“其实那也不是动乱,我还是有许多收获的”,大人们都会听着点头,哪怕他说过许多遍,大家也会耐心倾听。一开始,我觉得大家被他迷惑了;后来才隐约感受到,其实大家对他的心态心知肚明,但因为他的时光已经流逝,无从复回;对苦难的叙述和自我安慰,是他的一种自我疗愈手段,我们给出的认同就是他的自我疗伤——而返回来说,每个人到最后,都可能会积一肚子的苦水,希望去跟别人倾吐,所以对这种苦难陈述的原谅,除了体恤与怜悯也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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