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布里克用这部电影同时破坏和肯定了欧洲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1-01-11 12: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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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hil Hoad
翻译:风露清愁
校对:高大山


斯坦利·库布里克用一个传奇浪荡子的故事评价了欧洲,忽然间,这个被高贵理想和腐败现实撕扯的大洲不再像是250年前的存在了。


英国电影协会(BFI)决定重映《巴里·林登》的消息来的毫无征兆——正如斯坦利·库布里克的这部名作在影片伊始所说,英国「处于极度兴奋之中」。当然,这得感谢我们最近的「脱欧」,而不是影片中令人生畏的法国入侵(如果真是这样,一些独立党人士会为此开心的摩拳擦掌吧)。


《巴里·林登》


不过,伴随着「七年战争」的动荡过程在《巴里·林登》前半部分徐徐展开,整部电影细致地、同步呈现了一个不断变化的大洲。这么多年来,在对烛光照明场面和Nasa定制镜头的讨论中一直被忽视的是,《巴里·林登》不仅是一部以欧洲为背景的电影,更有关欧洲的理念——尽管禁锢于自身的优雅,却不墨守成规,悄然侧身去寻找属于这片大陆的优势及其文明进步的使命。


据《电影季刊》(Film Quarterly)作者汉斯·费尔德曼称,库布里克认为,十八世纪的欧洲是「西方文明发展史上最刻板的阶段」。这已经设想了一个常见的模式——在一个由贵族跨越疆域统治的乐土,温文尔雅精英们骄奢无度的生活早已被当时的审美标准和社会规范所定义。




但这些已经足够开发一部电影——就这样,威廉·梅克匹斯·萨克雷笔下莽撞和急性子的爱尔兰子弟瑞德蒙·巴里出现了。


在拍一部拿破仑传记片的尝试失败以后,库布里克选择了改编这本1844年的小说。网上流传的1969年9月版初稿,不仅在诸如军队排列、荣誉准则之类展现出与启蒙运动价值相同的魅力,就连波拿巴那表面上波澜壮阔的弧形人生在本质上也有着瑞德蒙·巴里的影子。


如果巴里得到上天眷顾,他会像拿破仑一样,从一名普通的科西嘉贵族崛起成为欧洲之鞭。拿破仑成为「僭主」的神话,为以后那些于连·索雷尔(司汤达《红与黑》)式的野心家、反英雄们树立了一个典范。


所以当库布里克因为预算和竞争项目不得不放弃对拿破仑传记片的拍摄时,巴里这个在欧洲四处漂泊的冒险家形象还得以保存,这似乎并非出人意料。




在影片前半部分,库布里克以瑞德蒙·巴里为代理人,对欧洲理想作了精妙绝伦的滑稽评说。一种精致的和谐在音乐、舞蹈、仪式、建筑以及影片至关重要的绘画中回响,并持续曝露其虚饰的外衣。


譬如决斗。巴里对表妹诺拉·布莱迪的爱使他提出与情敌——英国上尉约翰·奎恩决斗的要求;后来事实表明,那个懦弱但富有的奎恩并没有死,而是演了一场戏,迫使巴里逃离,这样就能保住布莱迪一家未来的财产。




或者军队荣誉:编排活泼的战争演习美化了屠杀的事实,巴里表面英勇却难以忍受。他偷了一名同性恋信使的制服(他那时正在一个齐腰深的池塘里调情),从英军脱逃——这是库布里克为戳穿上层社会双重标准的一次天才的喜剧创作。


然而,巴里在逃回英国的途中被发现,又被迫加入了更为残酷的普鲁士军队。他卷入了下层移民群体,他们都是为宏伟的统一目标而征募来的欧洲劳工——又一时代的映射。


尽管如此,巴里得到了命运之神的眷顾。他被派去暗中监视一个爱尔兰间谍,在柏林假扮成一名逍遥自在的奥地利浪荡子。巴里成了双面间谍,并开始为「巴里巴瑞骑士」的诈赌事业服务(显然,这个名字是他自己的家族住所——Bally Barry的即兴重复。)




欧洲似乎充斥着伪善和自我管理的高贵血统,这更像是现实而非刻意夸大。它的审美情趣,包括所有故作姿态和粉饰,都仅仅是为了装点民族主义者的议题和个人的野心。


萨克雷创作巴里的灵感来源——声名狼藉的爱尔兰浪子和纽斯卡尔曾经的议员安德鲁·罗宾森·斯托尼在这方面首当其冲:据称,他上演了一场可能是事先策划的决斗并假装行将就木,迫使英国一位最富有的女继承人允诺嫁给他,后来又残酷地虐待她。


潜藏在这之下的,是为了执行社会秩序需要使用的暴力:如巴里高超的决斗技艺使他成为骑士的追债人。库布里克为我们展现的欧洲,就是一场那些能最大程度领悟规则的人才能赢下的庞大游戏。




《巴里·林登》的旁白显露出一种厌倦:「只有伟大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才能解释引发著名的欧洲七年战争的原因」,这就是他进行总结的尝试。这种情感仍适用于普通的农业政策改革。


1970年代初,英国、爱尔兰和丹麦的加入使欧共体(EEC)渐渐扩张,库布里克将对泛欧主义的怀疑组成了一曲盛大的华尔兹,使他的政治倾向成为人们猜测的有趣话题。


或许,将巴里(从欧洲捞了一笔又自私自利)称作是「脱欧派」的原型是言过其实;他欣喜若狂,以至于不愿立即改旗换帜。但是,在他觊觎高位、一路前行,穿行于豪华宅邸的生活方式背后,一种欧洲怀疑主义(或者是对一个统一欧洲的现实态度)潜流暗涌。


在影片一处真挚而动人的情感瞬间,乡愁和爱尔兰人的情谊涌上巴里心头,使他转而忠诚于骑士。故乡依然是心之所系。


此外,尽管从影片中得出政治性结论有些危险,但库布里克至少已开始触及在欧洲议题中牵涉到的身份和归属问题。在爱尔兰拍摄期间,导演自己也遭遇了其中一部分:1974年1月,本片的发型师受到了炸弹威胁,库布里克也逃往霍利希德(威尔士城市)的一家旅馆。


这有可能是个恶作剧,但也有推测认为影片惹怒了IRA(爱尔兰共和军)。都柏林大学的讲师罗迪·弗林对爱尔兰广播台Newstalk称:「有趣的是,影片将英军理所当然地描绘成当时爱尔兰社会的一部分」,「从共和党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实非常尴尬」。




在影片的第二部分,导演对泛欧主义崇高理想的赞美又复活了。巴里·林登在短暂的贵族生活后,又跌回原点。他的缺乏自律差点使林登家族倾家荡产,与夺回控制权的继子决斗之后,腿也被截肢。


库布里克以一种崇高的欧洲方式让他的攀登者回归社会秩序:在越来越多、连续不断的18世纪风格画面中,缓缓地将他推入历史的边缘,舒伯特的钢琴三重奏则引领了他的退场。


但即便如此,影片还是存在矛盾和对立。库布里克的视觉参考对象并不是康斯特勃和庚斯博罗(两人均为英国风景画家),而是风格更为粗犷的霍加斯(英国著名画家、版画家、讽刺画家和欧洲连环漫画的先驱)。


影片用长镜头跟踪拍摄林登家那些生活放荡的马屁精,或许就受到霍加斯「时髦的婚姻」系列组画的影响。与此同时,导演还需要走出影片本身,进入一个更为个人主义的年代,去寻找一部对这位反英雄施予足够同情的音乐主题曲:这就是舒伯特的《降E大调钢琴三重奏》(作品100号)。


后来,他在米歇尔·西蒙的采访中称,「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十八世纪的音乐没有悲剧爱情主题。」尽管影片闭幕时呼唤平和的欧洲秩序,它依然无法抑制那些无政府的、不守规则的精神力量。


《巴里·林登》就是以这样未完成的节奏结束了:它既破坏又肯定了欧洲主义。在舒伯特最后的音符中,林登夫人为巴里的离开签付年金。她顿住了。


库布里克是在暗示,哪怕有一瞬间的疑虑也可以阻断宏大的历史进程。这份年金的日期是1789年12月。或许在重映版本中,也可以是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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